精彩都市言情小說 民國風雲人物演義笔趣-第497章 書生本色推薦


民國風雲人物演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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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十年后,胡适回忆当时情形,说“我为此事甚为焦虑,所以我决定向全体同学写一封公开信”。
写信的那晚,胡适原本睡下,但他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,所以索性披衣坐起,拔笔而书,“书至夜分二时半”。
信中胡适很不客气地把这种声音称为“爱国癫”(胡适的原文是“patrioticallyinsane”,这个词也可译为“爱国疯”),意为已经丧失正常的理性:“此刻,余要说上述言论完全是疯话。吾辈情绪激动,神经紧张,理智失常,可以说得了’爱国癫’。诸位,在此危急关头,情绪激动是决无益处的。激动之情绪,慷慨激昂之爱国呼号,危言耸听之条陈,未尝有助于国。吾辈自称’学子’、’干材’,若只是’纸上’谈兵,则此举未免过于肤浅。”
胡适反对开战,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言论,“此刻言及对日作战,简直是发疯。我何以作战?主笔先生说,我有一百万敢决一死战之雄狮。且让大家来看一下事实”。胡适出具的事实是,中国仅有十二万士兵谈得上是训练有素,但装备极为窳劣。而且,海军没有战斗力,最大的战舰也是一个三等的巡洋舰,排水吨位仅四千三百吨。”
以这样的军备开战,“其后果,不仅于国无所改观,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躏!任人蹂躏!再任人蹂躏!”
此时的胡适固然是个和平主义者,思想上肯定有“不争”的成分。但这次反对“爱国癫”,主要还是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。在打不过的情况下硬打,那是拿生命作赌注,胡适是反对的。他以比利时的两个城市为例,鲁汶(Louvain)因抵抗而城池残破、人民遭殃;首都布鲁塞尔(Brussels)则听劝于美国公使,未与德军抵抗,因而城池保全,人民免难。
胡适反对效法抵抗的比利时鲁汶城,“螳臂当车、以卵击石决不是英雄主义!更何况比国当时也不曾料想有今日之惨败。就其抵抗而言,他们自以为城市固若金汤,有恃无恐,同时又有英法为后援,为了荣誉孤注一掷,结果导致全盘倾覆。试问,这是真正的勇敢吗?这是真正的英雄气概吗?”
以比利时为覆辙,胡适提出“为这种英雄主义之’光彩’而作出全部之牺牲,值得吗?”
在当时,胡适这样做很不适宜,甚至危险,因为北美留学生的战争呼声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,而国人对此类事在评价上往往又以道义为裁断。而胡适居然反其道而行之。在北美留学生看来?胡适的公开信无疑是亡国,当亡国奴,简直就是卖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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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封信一登出来,便遭到留学生们的严厉批评和谴责,《留美学生月报》的主编邝煦也写了文章,指出胡适写这样的公开信,是“木石心肠不爱国”。
胡适并不避讳,在日记中作了记录:“邝煦堃君(《月报》主笔)诋为’木石心肠,不爱国。’”
“谌湛溪来书云:大著结论……东亚大帝国之侯封可羡。”这是讥讽胡适为日本立了功,可以封侯了。
另有王君托任叔永转信与胡适,因其内容太激烈,任叔永没转却把它毁弃了,这让胡适觉得任叔永“忠厚可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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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经五十年代了,时过境迁。胡适的晚辈和朋友,帮他整理“口述自传”并译为中文的唐德刚君,也禁不住批评说:
三 百 六 十 五行
“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写的‘致留学界公函’,辞义皆差。英文不像英文,意思尤不足取。一个国家如果在像‘二十一条要求’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,她的青年学生还能‘安心读书’,无动于衷,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?不过胡适之先生是个冷静到毫无火气的白面书生。他是不会搞革命的;抛头颅、洒热血是永远没有他的份的,所以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的。”
唐德刚看来不仅是热血青年,多少还有“愤青”的情怀。几十年过去了,尚未能给那时处在孤立状态中的胡适以同情之理解。
是的。在胡适那封公开信里有这样的话;“在我个人看来,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;值此时机,我们的当务之急,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。让我们各就本份,尽我们自己的责任;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。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,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。我们要严肃、冷静、不惊、不慌的继续我们的学业……”
但细读全文其主旨不是“安心读书”、而是反战。胡适的公开信乃以是国家实力为依归,没有激昂的热情,但却流贯着理性的和负责任的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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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胡适的遭遇放到今天并非就成为过去。那些北美留学生的爱国感和道义感当然不容置疑,但和他们持论不同,就是“不爱国”吗?谁又有权力把和自己方式不同的人斥为“不爱国”呢?就其动机而言,胡适力表反对意见,就是出于“为’执笔报国’之计”。那么,在方式的层面上,很难说“战”就是爱国,“不战”就是不爱。国是什么?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框架,所谓“国以民为本”,国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,他们才是国的实体,也是国的根本。
爱国,须以爱民为其衡量,爱民又非一句空话,须以爱其生命为其首要。那么,把胡适批评的“决一死战”拿来,请问,是谁去战?是这些遥在北美的白面书生吗?所谓叫嚣战争最凶的人,一般是不上战场。同样,“吾辈非战即死”,这“吾辈”,到底是“吾”,还是“辈”?说穿了,“吾”只是一个鼓动者,“辈”才是去上战场的人!一百年来,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已经习惯这样去“唤起民众”,而无暇顾及这其中遮蔽的问题。如果说这就是爱国,它能是爱民意义上的爱国吗?这分明是以别人的血肉餍足自己的爱国热忱。退一步,即使“吾”上战场,“吾”依然没有权力鼓动“辈”和吾一道,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和他处置他自己的生命的权利。如果“吾”因爱国而“辈”则必需随从,作为一种道德绑架,它反而是不道德的。
何况爱国,对于某些人,在某些时候,其实是很狭隘的,甚至是反动的。殊不知,那些狂热鼓吹对别国进行侵略的人,挂在嘴上的也往往是“爱国”。和这些人相比,胡适的“世界主义”要高尚的多。不要忘了,马克思说过:工人阶级没有祖国,因为写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,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。
胡适不爱国吗?就在写那封公开信的同时,1915年2月6日,美国的《新共和》杂志发表一篇自称为“支那之友”的美国人的文章,其认为日本在中国占优势,未必不是中国之福。因为中国的共和已经完全失败,中国人又不适应自治,缺乏这方面的能力,而人是需要主宰的。这样,日本的干涉,可使中国得一个好政府。这是中国之福,也是列强之福。因此,远东局势的关键,不在日本是否干涉中国,而在于它对中国事务的管理是否负责有效。
读了这篇文章,胡适很愤怒,他投书《新共和》,批判了这种“谬论”: “这位‘中国朋友’似已忘记这样一个重要事实:吾辈正生活于一国民觉醒之时代。……在二十世纪的今日,任何国家皆不该抱有统治他国或干涉别国内政之指望,不管该统治或该干涉如何有益。中国国民之觉醒意味着满洲统治之结束,对任何外来之统治或‘管理’,国人定将愤懑不已。”
在信的结尾,胡适引用了威尔逊的话: “各国人民皆有权利决定自己治国之形式,也唯有各国自己才有权利决定自救之方式。”
与《新共和》前后,美国的另一家媒体《外观》亦据这个“支那之友”发表《日本与中国》的社论,支持这种观点。
胡适一不做二不休,也向它投书,指那位自称“之友”的美国人算不得中国人的朋友,也算不得远东事务的专家。
在这封信的后面,胡适不啻向日美和全世界发出警告: “余作为一个中国人,深知同胞之志气与抱负,因此余敢断言:任何想要在中国搞日本统治或‘管理’之企图,无异于在中国播下骚乱和流血的种子,未来的一段岁月中国将鸡犬不宁。目前之中国,对于任何外来‘武装’之要求,不管其是如何的不近情理,确实没有能力去抵抗。然而无论是谁,如果他想要鼓吹以日本对中国的管理权或保护权来求得‘维持东方局势之稳定’,那么,他定将看到年青而英勇的热血流遍我华夏之共和国!……君不见反日之仇恨已燃遍了神州大地么? ”
胡适向来是不畏人言的表达自己的观点:“余作文字不畏人反对,惟畏作不关痛痒之文字,人阅之与未阅之前同一无影响,则真覆瓿之文字矣。今日做文字,须言之有物,至少亦须值得一驳,愈驳则真理愈出,吾惟恐人之不驳耳。”
有人说胡适的大病在于“好立异以为高”,但他自己认为“不苟同于流俗,不随波逐流,不人云亦云。非吾心所谓是,虽斧斤在头,不谓之是。行吾心所安,虽举世非之而不顾”。
或许,这便是胡适的真,这便是胡适的书生本色。